结社在大宋本就十分常见，太祖当年还是结社起家，号称义社十兄弟，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何况这还是太祖所为，谁敢说出一个不是来？
大宋立国之初本就出现不少动荡现象，应付动荡各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暴制暴，结社的出现给了百姓最大的自卫权，甚至连弓箭社都不在少数，太祖智慧的发现用这些结社能最大程度上的减少朝廷在治安上的负担。
于是结社这一传统就被保留了下来，而牙行制度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另一几个欣欣向荣，行会。
行会与结社其实差不多，都是“抱团取暖”，只要人多的地方就会出现权利，有了权利就会出现权力争夺，有了权力争夺就会出现尔虞我诈，人性的光辉也好，丑恶也罢都会在这里被展示出来。
东京城结社的人越来越多，没办法生意不好做了，各行各业都多多少少的受到了来自河西货物的冲击，于是百姓们想到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抱团取暖。
原本东京城的百姓等会河西的风评很差，认为河西的货物才是他们生活困难的源头，可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
只有少数人知晓东京物价飞涨的背后到底是谁在发力，李端懿无疑是了解内情的人之一。
因为报纸的出现，文人墨客的联系变得更多，对于东京城中文社的发展，朝堂上下自然是喜闻乐见的，并且许多官员都乐意投身其中。
什么晚亭社，飞花社之类的诗词社团比比皆是，名头更大些的还有讨论时局和朝堂的云衢社，望政社等等。
文人社团自然要出挑些，雅致些，李端懿的中兴社都是些和他一样有些功绩却被打压的失意官员。
多半手中掌握实权，但品秩却是不高，而有些更是挂着高高在上的品秩，却能分管车马，兵器等等。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多论时局，尤是现在河西将党项取而代之后，宋辽，河西三国之间矛盾重重，三方也是各怀心思之下，朝堂官员自然更加关心。
官员们在许多时候都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尤其是在朝堂上，但大宋的环境要好的多，甚至允许风闻言事。
所以朝堂上不能说的话，在民间结社的时候却能畅所欲言。
官员们之间交流讨论的内容可就与百姓不一样了，尤其像是中兴社这样的社团中，文人之间一般都会反应真实的情况。
只不过这段时间社团愈发的不对劲了，中兴社里的官员开始更为小心谨慎，就如同今日一样，名义上是在樊楼饮宴，可实际上在到了樊楼之后又从包下的小院离开。
宁愿破费些钱财也不愿在樊楼中继续，听联络人说，最近不太平，许多文社所聊之事，第二天便传了出去，还要被御史弹劾。
眼下的相公贾昌朝并不喜欢官员结社之举，而参知政事们不喜此事，虽未直言反对，但排斥的意为很明显，就连往日里多喜词文的欧阳修避其文社。
不少人说这是因其与变法一派交好，支持新政而被旧党所恶，而最支持文社的范仲淹又被出外知邓州。
眼下东京城的文社看似凋零，但架不住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其中，这种加入都是秘密的，甚至有些官员明面上不喜文社，实际上却是某个文社中的骨干之员。
许多事情不能在朝堂上谈论，文社便成了最好的议论之地。
李端懿等人自然也不例外，初春的寒意并不能驱散众人心中的热情，官家改元皇佑，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新的契机。
中兴社与其他结社不同，没有所谓的领头之人，众人各擅其能，有人负责寻找地点，有人负责联络他人，有人负责置办所需之物，虽看似小事，但却能体现各自的能力，也让旁人舒坦。
穿过南门大街，路过依旧繁华的信陵坊，车上众人不禁观望，很难想像如此多年过去了，这里的依旧是东京城数一数二的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