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殿的常朝还是那般的空洞无趣，文武两班站在殿中冲着空荡荡的御座拜下，两府官员中的绝大多数皆不在列。
想想也是，现在的官家和重臣们已经无暇顾及常朝了。
在内侍尖锐的声音中散朝，李端懿便迈步离开，年初他这个提举诸司库务还是相当繁忙的。
在别人眼中这是掌举察京城储蓄受给、覆验所受三司计度移用之事的肥差，但只有他知晓其中的难处。
每年三司用度支移皆要从各库走，其中的陈年旧账不知错漏几何，也就是御史台的人不愿牵扯太广，否则他这个提举官必受弹劾。
现在的相公贾昌朝颇得官家器重，可器重是一回事，能否用他对付河西又是另一回事。
每每想到叶安这个云中郡侯，李端懿便在心中暗叹物是人非，当年二人形同兄弟，可父亲却因怕牵连而断绝往来，这才是让人寒心的。
恐怕连父亲都想不到，当年逃出东京城的叶安现在已成西北的无冕之王，连屡败大宋的西夏也被其所灭，李元昊更是如丧家之犬四处奔走。
当年的云中郡侯已成大宋最大的威胁、官家甚至题“西北叶安”四字于景福宫的墙壁之上，可见他对叶安的忌惮已到何种地步。
贾昌朝唯一的优点是做事稳妥，老成谋国，但可惜这些好处用在西北却是全然不见功效。
无论大宋以何种手段对付河西，河西的大政府必能轻松化解，就拿眼下人人议论的禁边令而言，这东西在东京城可能有用，可到了边州就真的成了一张废纸。
边州百姓和官员哪个不知河西的好？
就算官员尊诏，也不可能真的缉拿迁往河西的百姓，若朝廷查问最多拿几个罪囚应付了事，不然恐生民变，到时事情只会闹得更大。
这是李端懿在散朝后的亲耳所闻，万万没想到河西已经壮大若斯，更恐怖的是大宋的西北已成河西的“后花园”。
听闻曹仪至今依旧坐镇延州，虽与叶安屡次交锋失利，但朝廷仍旧不敢调他回京，不是无人可用，而是担心边事再起。
因为有曹仪在至少还能同叶安周旋，别看几次交锋他都失利，可国朝的损失并不大，最少把那些能战，可战的边军给保住了。
若换上冒进的主帅，一旦战事再起谁也不知会不会把整个大宋都拖下水。
如今的大宋算不得好，但也算不得差，其他州府就算不好过也无关紧要，只要开封府，东京城没有大事，便算是稳妥的。
李端懿在不知不觉中便到了税务街，边上是名声大实权极小的秘书省，一些和他同样参加常朝的年轻官员多半是去往秘书省的。
校书郎，秘书郎没有多少权利，实则清贵的很，年纪轻轻，满腔热血，什么话都敢说，散朝之后皆在大谈国事。
一开始李端懿还在心中苦笑，毕竟自己当年和他们也相差无几，可现在再听他们的言论除了深深皱眉之外便要再大骂一句蠢货。
什么发兵西北，力克叶贼，这话也是他们能说的？
也就税务街离皇城不远，否则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功夫一路漫步的边走边说，看了眼皇宫的方向，李端懿觉得眼下的大宋和朝堂就如同这些年轻官员一样，还停留在往日的辉煌中不愿走出。
河西不是尾大不掉，而是成为大宋最大的敌人，甚至不可战胜的敌人，他提举诸司库务，对边州之事的了解反倒远超东京城的这些官员。
因为不少来自西北的货物要从他这里走，相对来说他对西北的了解远超这些人，而他今日到了衙门不光要处理政务，更是要稳住那群来自西北的商贾。
很多时候三司计度移用的东西都是以交钞或是铜钱采购而来，而这些货物最终都会存入东京城的诸多库房，仓房中。